*一次背上书包是七岁的时候。记得当时我正在亲戚家玩得乐不思蜀，哥哥突然从天而降，把我押解回家，说我该上学了，我本是很不情愿的，但又怕哥哥的拳头，只得哭丧着脸随他回到家里。不料在报到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啼笑皆非的事情。大概因为我不长个，七岁的我看起来还没人家五岁的孩子高，所以接待我们报到的老师说，太小了，还没桌子高呢，明年再来吧。下一个！不知是被“还没桌子高”这话刺激了，还是被“下一个”这种明显被漠视给惹火，我竟然决定要读了，这多少让哥哥有点意外，也不记得到底是怎样弄的，反正从此我便背着书包走进了学堂。
奇怪的是，小学一二年级的记忆似乎被无形的手给删除了，学堂什么样，谁教的我，教我什么，学得怎样，我一概没印象。只是隐约记得，学堂门口是一处稻田，我们很爱做的游戏就是从那一丈来高的“窾头上”往稻田里跳。这活并不惊险，因为稻田里铺了厚厚的稻草，只要判断准确，跳到稻草上就绝对安全，因为没有操场，稻田就是我们的乐园。
真正感觉自己读书了，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大队新建了校舍，虽然没有彻底建成，很多房子都没有封顶，用如今的话来说，就是烂尾楼。但还是搬进来了，因为原先的学堂太不像学堂了，不过是一些普通民房而已，为什么我会对那段时期没有丝毫印象呢，大概这也是个原因。
小学五年里，教过我的老师大多是本地人，走马灯似的，也没个长性。他们大多保持着农民本色，连上课有时也是裤腿高挽，就像刚从地里出来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不太像老师。记得有位语文老师，普通话说不好，拼音读不准，还经常写别字，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，自己竟跟着错读错写了那么久。直到读四年级的时候，一位姓伍的女老师出现，让我感受到这才是老师的惊喜。
这位老师据说是学校很好的公办教师，因为丈夫调到本学区当领导，她便也随夫来到我们学校。她中等个头，皮肤白皙，脑后梳着一条长辫，眉清目秀，说话柔声柔气的，虽然孩子大小和我们相仿，可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如果不说，还以为是个未婚女子。这样好看的女子在我们那里很少见，在我们学校更是难得一遇。不过这位老师是安排教五年级的，和我们阴差阳错岔开了。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的特别关注，我们甚至很幸福地想，总会读到五年级的，那时伍老师就会教我们了。我家就住在学校对面，伍老师的窗户就朝向我家，我只需站在自家的台阶上就能看到伍老师房内的情景。
伍老师家里有一架手风琴，这可是稀罕物。在我们那里，纵然有也没人会，可伍老师会弹，还弹得蛮好。只不过，伍老师并不常弹，这让我深感遗憾。伍老师的穿着和别人并无不同，一件普通的衬衫或者一条普通的长裙，只要一到她身上，就显得别有韵味，大家都说人靠衣装，我倒觉得衣靠人靓。不得不说，有人怎么穿都好看，当然也有人怎么穿都俗。没办法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那种自骨子里散发出的书香之气靠衣是装不出来的。
可惜，伍老师后来也未教我们，因为一年后，伍老师便调走了。大概是我们那里实在太落后，留不住好老师吧，也对，那样一个简陋的学校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。但伍老师昙花一现的美丽还是甜蜜了我小学时的记忆，我想如果没有她，我的失忆症大概会更严重，我的整个小学记忆会成为一片空白。因为有了她的出现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多才多艺，什么是气质女人。我想，自己要能成为这样的女子该多好。
那时我的成绩应该还不错，因为每期基本都能拿回一张奖状。那时实行留级制度，很多小学同学边读边掉了队，我却一路顺风糊里糊涂地上了初中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何要读书，也不知道究竟要读到什么程度，能读到什么程度，只是简单地想，大家怎么读我也怎么读吧。家里没人指点，甚至也没有特别要求，我就像路边一颗小草一样自由生长。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成绩在我那个很小的中学似乎依然不错。教我的老师乃至班主任也还是经常会变，但我依然不太敏感，或者说我已经习惯。我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闹在同学的嬉戏里，至于其他与我有何相干，谁走谁来，谁上谁卸我从不在意。不过上初三的时候，我的思想似乎有些改变或者说有些清醒了。
继那位嘴里常常吐着酒气的英语老师之后，一位姓蒋的语文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。这位老师那时应该在四十岁以上，算是年纪比较大的。不知是不是身体的原因，老师肤色有些蜡黄，个子不高，还略显佝偻。我起初也是不大在意的，就好像他们不在意我一样。我一向胆小，凡事总躲在人后，也不太爱发言，就算受了委屈，也不会吭声。以往老师也不说我，谁会在意一个安静到可以忽略的学生呢？但蒋老师则不同，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他竟然做了几个我无法理解的决定：先是说班上前十名的同学无论远近都要住校，尽管学校住宿条件极差。我搬来之后，发现几十个学生挨挨挤挤直接将席子摊放在木楼板上，连个下脚的空当都没有。我觉得有些多此一举，因为我家离学校不过几分钟路程，实在没有必要挤在这里害别人为难。再说食堂打饭还要排队，也实在是麻烦之极。坚持了一个月之后，我逃回了家，也没和老师做解释，心想他问我就说，不问就算了吧。其他类似情况的学生怎样做的，我不清楚，也没去操心。另一个是让我喊课间操口令。那时做操基本都是老师直接口头或吹哨喊口令，时间长了，老师也会培养几个学生代他喊。这种事情通常是班内胆子大的给包了，我压根没想到，有一天老师会让我上台喊口令。不过我虽胆小，但也不好违逆老师的意愿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台。站在台上，我腿肚子发软，且抖得厉害，似乎失去控制不听使唤了。平时嘴巴便不爱讲话，现在舌头更是打架，没喊两句，我便站不住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尴尬至极，实在没办法我选择了逃离，就算他们会议论纷纷，我也管不着了，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不烦，管他呢。这还不算，后来老师调整座位，居然把我排到了后头，而且是在一帮男生堆里。我个子矮小，一向坐在前头，平常基本不和男生说话，老师这是怎么了？后来老师告诉我，因为我胆小，因为我怕开口，怕说话，他想要锻炼我的胆量，他要我努力尝试，说越怕就越是要突破，否则一辈子都怕，难免错失良机。虽说我没有改造成功，但毕竟看到了老师的关注和器重，自然是开心得很的。
我终究是个糊涂的家伙。那一届和以前一样，又没人考上中专，老师肯定很失望；但我并不知道，傻乎乎地坐在家里，问都不去问一声。及至后来老师登门送来高中录取通知书，我才知道，我还能继续上学。
高中三年，离家了，也受苦了，会为打不到饭而伤心，会为冬天洗冷水而烦恼。但我依然很傻，依然不知读书为何来，对同学们拼命苦读很不理解。高中的老师年轻的居多，这很奇怪，我变大了，可教我的老师却越来越年轻了。以前老师在我眼里像父母一般，是令人敬畏的，甚至是畏多于敬的。但到了高中，我才发现老师其实就像兄长像姐姐，是不必害怕，也不必特别恭敬的。他们说话似乎和我们一样率真，一样随性。比如我高一时的那位语文老师——他同时也是我们班主任，便是如此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我们曾不止一次赞叹。有一次我们问他，说老师的字写得这么好，在学校可以排第几？他不假思索地说，第二！我们惊讶追问，谁是*一呢？他笑着说，我称第二，没人敢称*一了吧。我们都哈哈大笑，他也跟着我们哈哈大笑。又比如那位高二的班主任，他也是教语文的。因为家里离学校不是很远，而我们因为家远周末不便回家，他会经常把我们一帮留守学生带到他家，说是帮他干点活，然后会好饭好菜招待我们，所以我们都很乐意有这样的美差。心想可以借机打打牙祭，何乐而不为？高三那年是颇为伤感的一年，毕竟同样是学生，有些在摩拳擦掌，准备背水一战；而我们则做好了回家的准备，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巨大差距，觉得那独木桥可不是我们能过的。在离校的时候，我很伤感地去征询班主任的意见。这位教数学的班主任给了我很真诚的意见，同时也让我对未来不再那么绝望。他说，你的字写得很好，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
当然，我真正领味这句话的神奇预言性是在两年之后。那时我耐不住彷徨苦闷，随别人一起去报了电大，考上了之后我很珍惜这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，哪怕它其实依然像海市蜃楼一般不真实，哪怕自己的前程依然很渺茫，但我没有理由再去自寻烦恼，我选择面对现实，选择走一步再看一步。我们很喜欢说规划人生的话，但其实人生是有很多偶然性的，你若太执着于规划，结果可能会陷入失望而不能自拔。但有一点，走稳脚下这一步，下一步才能迈出。我于是很认真地读，不去在乎旁人的牢骚和苦恼。我几乎是半自学半跟学顺利完成了所有学分考试，还被评为优秀学员。其实，也有一科差点补考，好像是什么社会学，很枯燥，考试题很不好答，我以为会很危险怕要补考。但后来老师宣布考分时，我竟然打了74分，是班里少数几个不用补考中的一个，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侥幸，解释说，有一位同学，答题其实并不怎么切题，但字真的写得不错，为了鼓励她，我给她打了个不错的分数。我那时真的想喊老师万岁，觉得老师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。
的确，电大毕业后，老师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为我们开了介绍信，让我们去找教育局。我谋得了一个代课的差事，三年之后我终于等来了一场招聘考试，实现了曲线救国的梦想。我因此更相信走一步看一步，走稳一步才能迈出下一步的正确性。我认真地工作，一如既往。
工作后，我又考了北师大的本科函授，三年里短短几个寒暑假的集中培训，让我看到了北师大老师的风采：这里有学识渊博且精通好几国语言的东方文学导师；有连续几天讲课不看讲稿，却挑不出半点错误的古代文学导师；也有虽已六十多岁却依然健朗的民俗研究女导师；还有虽是在读博士后，却已经出了好几本书的年轻讲师。……因为他们我感受到学问的魅力，感受到青春可以不老的童话。
一路走来，老师，感谢有你！感谢我的老师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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